《立人兴文之弦歌绕梁》第十八篇
文学院60年院庆时编印了《立人兴文》一书，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院志，第二部分是校友回忆文章——《弦歌绕梁》，这部分文章一是从50年校庆文集《风从草原来》中选取的，一是从77级校友文集《永远的77级》中选取的，一是院庆前夕专门向校友征集的。
中文系是一条河
范云晶
“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
这是“莽汉主义”代表诗人李亚伟的名诗《中文系》的第一句。第一次听到它是在大学二年级，郭海军老师的《文学概论》课堂上，时间是1998年。仿佛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就是为了踏入这条具有诱惑力的“大河”，我选择了内蒙古民族大学（当时的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在那里，我有幸聆听许多德艺双馨的老师的教诲，获得文学的养料，最终与现代诗歌结下不解之缘；在那里，我第一次品尝到奋斗之苦与成功之甜，第一次感受到思念之苦与成长之乐……在那里，我度过了生命长河中最重要也最精彩，镌刻着奋斗、情感、成长印痕的四年。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七千个日子宛如细沙般一点点从指缝溜走，抓也抓不着，留也留不住。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岁月可能会无情地把胶原蛋白风干为一道道深如沟壑的皱纹，把一头乌发染白，把曾经的单纯异变为老练与世故，但是那段无法复制、无法返回、无法重临的，叫做“青春”的青葱岁月，已然内化为我们的骨血，虽未必时常想起，却从来不曾忘记。
很幸运，我的青春、我们的青春与内蒙古民族大学有关，与中文系这条“大河”有关。
一、聆听的青春：“撒网”的教授与“咬钩”的老师
“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当孩子们的故事大王，然后，再去撒网”（李亚伟《中文系》）
“大学非大楼也，大师也。”大学四年是学生打好基础的第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在民族大学中文系的四年，我们97级本科班有幸遇到很多有见识、有学识的好老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飘满诗词歌赋香气的大门，让我们有机会享受一道道味杂意丰的文学盛宴。
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讲课风格各异，个性气质迥然：王智杰老师用她那特有的“娃娃音”，不紧不慢地教我们发音、带领我们分析句子成分，精准地诠释了什么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授课方式，宛如春天般温暖；崔绍范教授对于现代汉语修辞方法理解透彻，她讲课深入浅出，鞭辟入里，颇具大师风范。犹记得某一个夏季的夜晚，崔老师冒着大雨来给我们上课（大概是补课）。下课后，崔老师的爱人，中文系的另一位资深教授闫诚老师，冒雨来接崔老师回家。这两位老教授的伉俪情深让我深切体悟到，老师能够教授给学生的，何止是知识，还有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不经意显现出的品行。
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史》学时最多，四学期的课程让我们有幸领略了四位资深大师的不同风采与才华。周双利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硕士，学识素养非常高。周老师虽然腿脚不大方便，但是每节课都能按时给我们上。通过他的讲授与念白，我们知道了“诗骚”。周老师兴趣爱好广泛，编诗歌通史，探讨武侠小说，样样在行。他是个有趣之人，天真得像个孩子，对于曾经养过的那只猫（可能是山东人的缘故，周老师习惯把猫字念成阳平），念念不忘。近两年，因科研需要，我在查找元代诗歌资料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周老师还是萨都剌研究专家！六朝文学史是陈广武老师给我们讲授的。陈老师面容黝黑，个子不高，不知道是不是研习古代文学之人都属于典型的“腹有诗书气自华”，陈老师讲课、诵诗都自带韵律，仿佛所有知识都烂熟于心，方能谈论自如。前些年听说陈老师已经过世，但愿在有诗赋为伴的天堂，他老人家一切安好。刘永良老师主讲唐宋文学部分。他的《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研究都很有成就，我至今现在仍然珍藏着刘老师的大作《三国演义艺术新论》。刘永良老师为人儒雅谦和，讲课时声音抑扬顿挫。每每说完一句话，最后一个字的尾音都拉得很长，很像唱歌，婉转悦耳。这让我想到了刘永良老师与徐文海老师和齐福英老师共同演绎现代京剧《智斗》的场景。白显鹏老师人如其名——面色白里透红，脸上时常挂着亲切而腼腆的笑容，他主要给我们讲授明清文学。
讲授现代文学史的何俊杰老师，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就我观察来看，他有两大爱好：打篮球和朗诵诗歌。朗诵现代诗的何老师与赛场上伺机投篮的何老师，既是同一个人又判若两人。还记得在某一个阳光照射窗棂的下午，何老师深情地朗诵戴望舒的《雨巷》，那个丁香一般结着愁怨的姑娘在他的声音中得以复活，而那一时刻的何老师也变成了发光体。由于讲课的投入和认真，何老师经常听不到下课铃声，于是特意嘱咐我们提醒他；更加有趣的是，同样是由于投入和认真，我们的提醒他也很少听到……李明军老师把他调入民大讲授《当代文学史》课程的“首秀”献给了我们班。李老师讲课语速适中，咬字较重，仿佛每个字、每句话都是发自肺腑般地令人信服。犹记得李老师在讲授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时，在黑板上写了小说两个反面典型人物“吃不饱”和“小腿疼”的名字，以至于此后我又得了一个“吃不饱”的雅号；郭海军老师教授的课程是《文学概论》，所用教材是童庆炳编著的，由中外文学理论拼凑而成的书。到现在我都记得期末考试时，诸如“期待视野”“陌生化”“隐含读者”这类饶舌的术语，怎么背也背不牢的窘态。郭海军老师个子不高，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面躲着一双又圆又大的大眼睛。可惜的是，他的大眼睛只用来看书，讲课的时候却从来不看学生，他目光所及的范围始终都在教室后墙与房顶之间45度角以内。就是通过他那双智慧之眼，看到并传递给我了犀利反讽、幽默睿智如李亚伟的这首《中文系》，时至今日，我仍然对它情有独钟。
徐文海老师是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虽然他只给我们开设了《鲁迅研究》专题课，但是其风趣幽默的讲课风格令人难忘。机缘巧合，2013年5月，在毕业十二年之后，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走廊里，再次见到了徐老师。他仍然如往昔一样，活力四射，迈着大步，疾步如风。也是在同一年的9月，我有幸在博士的课堂上再次聆听徐老师的教诲，那是曾经的师生缘分的一种延续。徐老师送我一幅题有“厚德载物”的书法作品，我把它当作老师对学生的殷切鼓励。
对我，应该也是对全班同学影响最大，是我们的班主任于东新老师。于老师旷达洒脱，虽称不上帅气但是非常儒雅。他如父似兄，不厌其烦地关心我们的学习、生活以及方方面面。我清楚地记得在进入大学不久的第一次《写作》课上，于老师布置我们写作文，题目为《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阶段都写滥了的题目，却让我在写作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了“用心为文”的真谛。后来于老师还给我们讲授过《训诂学》等课程，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上课的时候身体随着说话的节奏和韵律，轻微地前后晃动。他对我们的好早已如春风化雨般浸入我们的心田。我们班里的很多学生都曾经得到他在各个方面的无私帮助。直到今天，许多同学仍然和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于老师教会了我上进、正直、把学生当成朋友。每次接到于老师满是鼓励和殷切期望的电话，我都会为自己的放松和安于现状而内疚很久。我也习惯了把他当作兄长，有什么困惑和拿不定的主意，随时“叨扰”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在他的鼓励下，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在当年或者后来考上了研究生甚至博士，有了好的前途；而于老师自己也在不断自我提高，读博、做博士后、拿下国家级高水平课题等等，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为人为文为学问的标杆。
那座古旧而有历史的中文楼现在名为“思源楼”，这个雅名再恰当不过了。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文系老师们在三尺讲台上和在生活中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与“薪火相传”就是“水之源”，有了这个“源”，我们才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才能拥有更好的现在。
二、张扬的青春：《星星雨》及其他
“一年级的学生，那些/小金鱼小鲫鱼还不太到图书馆/及茶馆酒楼去吃细菌，常停泊在教室或/老乡的身边,有时在黑桃Q的桌下/快活地穿梭”（李亚伟《中文系》）
作为中文系学生，练笔很重要，而能够有一个可供同学们发表小文的“自留地”就更加重要。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97本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文学小报”《星星雨》。《星星雨》的寓意有二：其一是布满夜空的繁星如雨滴般密集。在满月缺席的夜晚，就是那点点星光，照亮回家的路；其二是如星星般的细密小雨。虽然每一个雨滴很小，但是集合在一起就可以滋润大地，唤醒绿意。专属97本的班报《星星雨》的诞生以及成长要归功于很多人：班主任于东新老师是倡导者，有了他的建议才有了《星星雨》。他像关心孩子成长的家长一样，不时地关切询问、费心督促；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精于书法的刘永良老师为“星星雨”题名。为《星星雨》注入灵魂的，是全班所有不吝赐稿的同学们。那时的我们正值韶华，周身散发着青春的荷尔蒙气息，敏感而多情。所思所想，所悟所感都以不加矫饰的方式抒写出来，虽不够成熟但绝对真挚。就是那一篇篇略显青涩和稚嫩的美文，写就了我们的青春纪念册中最感性的篇章。
《星星雨》的主编是我和班里的才子李树志同学。那时的印刷和出版技术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由于经费和印数的限制，每一期班报从构思到“出版”都是手工“DIY”制作。第一期《星星雨》只有一面，A3竖版。我好像只负责撰写了“发刊词”部分，整个报纸的其他大部分文字都是由李树志同学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然后交由文印室复印。后来的几期技术含量比第一期高，但是同样依靠手工完成：首先设计并划定报纸的板式（板块），然后按照每个板块的形状和大小，去校外文印室请专人把每篇文章用合适的字号打印，再由主编把打印好的文章按形状裁剪，粘贴在作为“母版”的A3白纸上。当纯白的A3纸贴满了形状各异的文字块时，新一期的《星星雨》就在复印机的帮助下新鲜出炉。如何给这些文章配上切题而美丽的花边与图片，是美编于文芳和于立庚两位同学的主要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她们其中一位画的颇具古典神韵的女子侧脸插图，可谓形神俱佳。虽然，作为班报的《星星雨》没办法与中文系的《辽河潮》，更不能与民大当时的校报《大学生报》和《育人导报》相媲美，但是它却是97级三个班所办的班报中，存在时间最长、生命力最旺盛的一个。97本很多同学把带有灼热情感温度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的机会献给了它。从作为青春时期情感和思想的见证者角度来说，它无可替代。
中文系的学生不是只知读书写作的“书呆子”，如何玩好，如何好玩同样是那时的我们感兴趣的。在民大的四年时间，除了参加（我主要是作为观众）学校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之外，最有意思的要数班级的新年晚会。晚会的主持词通常由李树志来写，主持人则通常由时任文艺委员的史蕾担任。应该就是大一或者大二的新年晚会上，我与同舍的郭春婷表演了双簧。那次的“演出”经历令我难忘。我和郭春婷的角色安排是我在台上表演，她躲在讲桌后面说。缺乏演出经验的我们在台词没有背熟的情况下，决定在演出的时候“投机取巧”，以保证演出效果：我嘴里嚼一块儿口香糖，这样远处的观众看到我的嘴一张一合，肯定以为是在念台词。虽然台词背得不熟，但是我们的道具准备得非常充分。这都仰仗大家的热情帮助。家在通辽的路征同学，特意带了些白面，然后用圆形粉扑把白面拍在我眼睛周围。男生们提供了专业的演出服，不是传统双簧表演中的长衫，而是周身织满了铜钱的褐色唐装。除了有面部“妆容”和专业演出服，我们还准备了特制头饰。不记得是哪位男生用铁丝制作了一个简易头饰，头饰的圆箍上折出一根既长又直的“冲天一炷香”，上面好像还插了红色的纸片，演出的时候我就戴着它，样子非常滑稽。双簧的剧本由郭春婷创作，其中的“你就给我五毛钱，还让我随便花”，以及“用脚丫子抠耳朵”几句都很有“笑果”。
还有一次班级晚会，我尝试了跳现代舞。跳舞的同学一共有五个人，女生是史蕾、卢欣和我，男生是路征和王万春。当我们自认为排练得很整齐的舞蹈，以照片的形式被定格之后才发现，原来五个人在五个节奏上，每个人瞬间的动作都不一样。尤其是王万春同学跳得最高——要知道，王万春同学走路都像跳舞一样——他跳得高一定与此有关。
大学四年，那么多有趣的细节和闪亮的时刻，我都舍不得忘记。2001年夏天，那个叫“毕业”的“不速之客”如期而至，97本也在那个夏天完成了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聚会，名曰“散伙饭”。那次特殊聚餐意义非凡，女生之间的小矛盾，男生之间的小龃龉，都可以随着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杯离别酒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无尽的留恋、不舍与怀念。
三、有情的青春:从图书馆到寝室
“老师说过要做伟人/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亚伟想做伟人/想和古代的伟人一起干/他每天咳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图书馆/回到寝室。”（李亚伟《中文系》）
除了理所当然的学习场所教室之外，大学生活的另外两个重要空间是图书馆和寝室。一个是学习之所；一个是生活之地。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图书馆，在学校靠里的位置，虽然比不上南方大学校园树木掩映，花红柳绿，但是也算生机盎然。图书馆前的几棵大树，每到夏天也是枝繁叶茂，令人赏心悦目。与图书馆有关的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借书，另一个是占座。
首先是借书。那时的图书馆，查找书目的地点位于图书馆借书室外间，那里有几排柜子，每个柜子都有很多抽屉，用来存放已经分门别类的，写着书名和书号的卡片。在借书前，学生们首先需要分类查找卡片，把书名、书号写到索书条上，然后把索书条交给管理图书的老师，老师帮忙去书库中找书。图书借阅方法与流程，是民大新生入学教育时的重点培训项目。即使这样，在真正实践的时候，我们还是手忙脚乱，一是没有耐心查找书名和书号，二是通常写了一堆索书条，能借出来的图书却是寥寥无几。
除了借书，图书馆还有一大“奇景”，就是占座。我去图书馆上自习的时候并不多，但是通过宿舍其他姐妹的描述，也感受到了图书馆占座的“惨烈”和“惊心动魄”。因为图书馆提供的自习座位并不宽裕，所以要想占到位置，而且还是冬暖夏凉的有利位置，必须要起早贪黑。起早是为了占据有利位置；贪黑是为了保证好不容易到手的“阵地”不丢失。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宿舍的张婧同学，为了防止去吃早饭或午饭之际，椅子不被其他勤奋好学的同学抢走，她不得不用链锁将椅子锁到桌子腿儿上。即使这样，等到她吃饭再回图书馆的时候，那把椅子仍然如“煮熟的鸭子”一般，不翼而飞。大学阶段，有这样的“奇特”经历，定会平添些许回忆的乐趣。
在图书馆的右前方，有一座石头砌成的假山。毕业前夕，我们宿舍八个姐妹特意去那里合影留念，照片中的我们或倚靠、或站立、或凝望、或遐思，留下了青春的倩影。每每翻开相册看到这张照片时，在假山的不远处的图书馆以及在图书馆上演的趣事，都会一同浮现在我的眼前。两三年前的某个暑假，我有机会又一次徜徉在民大校园却发现，假山依旧，小亭犹在，只是原来图书馆的位置已经变成一片空地。去年五月回民大开会时，我也去过北校区的图书馆，那里比原来的老图书馆先进、宽敞和明亮得多。只是90后甚至是00后的学子们，再也无法体会到借书与占座的“窘”与“乐”了。老图书馆连同在那里发生的趣事，都随着它的消失而被密封在叫做“历史”的盒子里，单单属于我们。
大学的更多时间，我们是在宿舍里度过。同学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过集体生活，充满了新鲜感。频繁的例行卫生检查是宿舍姐妹最慌乱也是最齐心协力的时刻。为了做到干净和整齐划一，我们可谓绞尽脑汁，费劲心力：床单、桌布都是白色自不必说，单说那脸盆架上，从上到下整整齐齐排列的脸盆、牙具和毛巾，绝对是“教科书”般的摆放水准。它们整齐划一地自上而下排成一排，就连牙刷毛的朝向都完全一致，就像训练有素、列队欢迎首长检阅的士兵。
虽然个性不同，生活习惯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却亲如姐妹。大学四年里，我们宿舍的八个姐妹，在春季的教学楼前、在夏季的假山处、在秋季宿舍楼下的长椅上、在冬季铺满白雪的操场上，都用相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些记忆被我夹在相册中，留存于心窝里，可以珍藏一辈子。
2011年暑假，中文97本同学毕业十年聚会。再次见到宿舍的姐妹，再次见到亲爱的同学们，彼此并没有因时间和距离彼此产生隔膜，还是如上学时，甚至比上学时还要熟识和亲密。仿佛这么多年，我们从未分开。十年聚会以后，我也有机会多次与同学以及宿舍姐妹见面，我们聊往事，话友情，说成长，每次都有说不完的体己话。原来，最无情的时间也是测定同学情谊深度与厚度的最佳度量衡。
我常常在想，在长达几十年的生命长河中，大学四年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人生阶段，何以令人难以忘怀？个中缘由，直到我阅读当代诗人叶匡政写给海子的祭文时，方才知晓。叶匡政认为，海子及其诗歌留给中国诗坛和读者的最大财富是青春和本真。正是由于海子的英年早逝，才使得他成为永葆纯真的诗人。而大部分诗人的成长都是以纯粹和本真的异变甚至丢失为代价，他们的形象因此而被磨损或变形。因此，叶匡政说：“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活着一个诗人，每个人的青春血液中都涌动着一个诗人，海子为今天中国人保存的，正是这样一个珍贵的标本”。同海子诗歌的价值一样，民大对于我们而言，同样意味着纯粹与本真。它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标本，那里记录着我们的青涩、单纯、懵懂与无畏；也留存了我们曾经张扬的、放肆的、奋斗的、诗意的，甚至是苦涩的青春。它既是我们已经经历的人生重要阶段，又是已经步入中年、将来还会步入老年的我们前行的“警示牌”，不时提醒我们如何洗尽铅华，不忘初心。
“中文系有时在梦中流过，缓缓地”，宛如舒徐柔美的小夜曲，轻声地讲述着青春不老的故事……
范云晶，女，文学院97级中文本科班校友。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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